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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日期:2014-08-09]   閱讀:1940次[字體: ]

 

福喜事件的反思與我國食品安全治理 

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 來源:中國食品安全報 中國食品安全網 

近日,國際知名快餐品牌麥當勞、肯德基的肉類供應商——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被曝存在大量采用過期變質肉類原料的行為。福喜變質肉大規模地流入市場變成洋快餐,基本上是由跨國公司導演的食品安全惡性事件。在時下的中國,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從中也可看出,我國的食品安全治理迄今為止依然缺乏起碼的、有效的常態發現機制。僅就這次事件的爆發而言,發現者不是相關企業也不是政府監管部門,而是敢于擔當的新聞媒體。事件被發現的偶然性可見一斑。

從毒大米、蘇丹紅、瘦肉精到阜陽劣質奶粉大頭娃娃事件、南京冠生園“陳餡月餅”事件,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重大事件層出不窮,“吃什么才安全”成了人們無奈之下屢屢發出的疑問。因此,如何加強與推進我國食品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無疑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課題。近日,中國人民大學食品安全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組織專家召開研討會,就此次事件進行反思,并提出食品安全治理的相關建議。

跨國食品企業

要樹立正確的經營理念

跨國食品企業通常被視為食品安全保障程度最高的企業,但福喜丑聞徹底顛覆了中國廣大消費者的心理預期。雖然上海福喜的母公司美國福喜集團強調,本次事件是一起個體事件;集團愿為整個事件承擔全部責任,并將迅速徹底地采取適當行動。但該案的發生絕非偶然,而與企業缺乏對消費者的感恩之心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系。

為預防食品行業尤其是跨國公司內部的誠信株連,重振食品行業的公信力,中心研究員劉俊海提出,食品企業尤其是跨國企業必須慎獨自律,見賢思齊,牢固樹立“一心二維三品四商五嚴六權”的經營理念。

“一心”要求企業對廣大消費者常懷感恩之心,真正把消費者視為自己的衣食父母。消費是財富之源。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二維”要求企業和企業家的右腦要有盈利合理化思維、而非盈利最大化思維,左腦要有社會責任思維。企業一味強調盈利最大化,必然走向道德淪喪的深淵。社會責任思維意味著,企業不僅要做會賺錢、能賺錢、賺大錢的企業,更要成為消費者友好型的、廣受世人尊重的良心企業。

“三品”要求企業不但穩步提升食品質量,確保食品的百分之百的安全,實現食品定價的合理化,不斷研發和創新食品,增強食品的市場競爭力,也要注重提升企品(企業的品質),更要注重提升企業背后的企業高管、控制股東和控制人的人品,他們的價值觀、世界觀、人生觀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壽命。

“四商”要求企業要有不斷創新食品和服務的智商,要有不斷受廣大消費者發自內心的尊敬、信賴與信任的情商,要有自覺信仰與敬畏《食品安全法》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法商,更要有自覺踐行全球食品行業最佳商業倫理的德商。

“五嚴”要求企業要有嚴格的食品安全標準、嚴格的質量控制體系、嚴格的售后服務體系、嚴格的內控體系與嚴格的問責體系。有些企業的食品安全標準外表非常光鮮,但束之高閣,徒有虛名。食品安全標準的不安全是最大的不安全。食品安全是否有保障,食品企業要自證清白,更要讓嚴格的制度體系落地生根。

“六權”要求企業夯實和保障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安全保障權、治理權與索賠權。食品企業的義務與消費者的權利互為表里。為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食品企業必須心悅誠服地尊重和保障消費者的各項權利。

當前,建議涉案企業面壁思過,積極配合執法部門調查,誠摯對廣大消費者公開致歉,主動拿出民事賠償方案,并盡快提出杜絕類似食品安全事件重演的有效自律措施。希望其他食品企業也能從中引以為戒,改惡向善,擇善而從。因為,市場有“眼睛”,法律有“牙齒”。

推行飛行檢查

實現動態監管

此次上海福喜事件暴露出我國食品安全監管中現場檢查制度存在的嚴重問題,不論是麥當勞、肯德基等下游采購商的定期檢查,還是政府監管部門臨時抽查,都變成了事先通知、預先規劃、提前準備的形式主義檢查。同時,在此之前福喜公司曾多次被當地監管部門評為“食品安全生產先進單位”,反映出評級式的靜態監管模式的嚴重弊端。為此,中心研究員劉鵬提出以下兩大建議:

第一,借鑒藥品安全監管經驗,全面推行飛行檢查制度。飛行檢查制度是在被檢查單位不知曉的情況下進行的,具有速度快、力度大以及真實度高等優勢,多年來在我國的藥品安全、環境安全等監管領域已經逐步推廣應用,而在食品安全監管領域,目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僅就餐飲環節領域的飛行檢查制度出臺過簡單的規范性辦法,而食用農產品、食品生產加工和流通環節過程中的飛行檢查仍然缺乏相應的指導規范,各地的實施力度也差別較大。為此,建議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能夠盡快出臺相關規定和辦法,將飛行檢查制度全面納入食品安全監管體系。

第二,對各地評級式的靜態監管模式進行督促整改,同時在靜態監管模式中納入動態監管元素,對各種針對企業的食品安全評級評優政策,必須引入定期督查、現場考核、動態競爭、有效退出等動態監管機制,最大程度地避免企業在評級評優過程中的終身制,以及與監管部門的利益固化,化靜態監管為動態監管,從而真正保障動態監管的實效性。

誠信檔案是

食品安全治理的基礎

依照我國《食品安全法》及實施條例,食品生產經營單位承擔食品安全主體責任,包括食品查驗和記錄的責任、變質和過期食品銷毀的責任等等。然而在本案中,不僅福喜公司及其關聯企業對過期食品惡意延長保質期的行為“熟視無睹”,而且像麥當勞、肯德基、吉野家、漢堡王這樣的下游加工商也統統“無所察覺”。這讓人不由不懷疑其中有著巨大的商業黑幕——當事公司存在著不做賬、做假賬、甚至毀真賬的欺瞞行為。若非如此,惡劣情形不至于長期化。一句話,食品企業主體責任制度是完全失靈的。

相應地,各級食品安全監管部門承擔行政監管責任,主要包括督促和檢查企業落實食品安全主體責任的情況以及日常的執法檢查、調查取證等。在本案中,各級監管部門快速反應,誓言“對企業的違法違規行為要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嚴肅查處。涉嫌犯罪的,堅決移送公安機關”。一場針對福喜公司及關聯企業的“全面圍剿”,旋即展開。然而,這就屬于“事后諸葛亮”了。人們不禁要問監管部門事前干嘛去了?其實,由于企業造假手法嫻熟、隱秘,政府部門的監督管理是相當艱難的。

中心研究員劉品新指出,這就是我國開展食品安全治理的特殊性,即面臨社會誠信環境嚴重缺失的大環境。就企業而言,不制作、更不提供原始可信的食品檔案,實際上是一種潛規則。從一定意義上講,食品檔案不實便是我國開展食品安全治理的短板。不解決這一問題,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只能是一句空話。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完善統一權威的食品安全監管機構,建立最嚴格的覆蓋全過程的監管制度,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保障食品安全。這反映了黨中央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堅強決心,可謂意志非凡、重拳盡出。然而各種治理措施無不需要立足于社會不誠信的現實。以食品安全追溯為例,我國今年的重點舉措是開展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肉菜流通追溯、酒類流通追溯、乳制品安全追溯體系建設。主管部門及相關行業、企業都在完成這一目標而努力,進行了各種試點工作,拿出了各種立足于標簽/標識技術的追溯方案。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外部造假式的食品安全問題,卻無法觸動源自不良企業的食品安全問題。

解決食品檔案的誠信問題,法治是基礎。我國《食品安全法》規定了食品生產企業的進貨查驗記錄制度、出廠檢驗記錄制度,明確上述記錄應當真實、保存至少二年,并作出了相關的罰則。盡管如此,這些規定在構建食品誠信檔案方面仍然是嚴重不足的。它們沒有涵蓋食品生產企業的各個生產環節,也不涵蓋純粹的食品銷售企業;更重要的是,它們對食品檔案造假或缺失沒有作出嚴厲的制裁措施。很難設想,殘缺不全或者充斥水分的食品檔案,能夠確保“最嚴格的”監管,從餐桌倒查到田園?健全覆蓋全部環節的食品檔案制度,建立確保食品檔案可信的制裁制度,我國食品安全法治大有可為,也必須盡快有所作為。

解決食品檔案的誠信問題,技術是保障。一種普遍存在的錯誤觀念認為,在檔案電子化的時代,檔案造假在技術上是相當容易的,更是無法識別的。其理論依據是,電子檔案“眼見也不為實”,還不是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事實并非如此。當今的電子防篡改技術,如校驗技術、時間戳技術、數字水印技術等,早就解決了電子文件的可信性問題。近日,中央有關部門制定《電子文件管理條例》的文件草案,就提出了“確保電子文件的真實、完整、可用和安全”的基本要求。這一立法宗旨是符合技術實際的,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同樣,在甄別食品安全的電子檔案真偽方面,信息技術是保障而非阻障。

日常生活中,人們常說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直面食品安全檔案不誠信的“短板”,從法律和技術兩方面出手治理,建成食品安全的常態發現機制,是為上策。

福喜事件的三點啟示

福喜作為一家逾百年的國際知名食品加工企業,出現如此嚴重的食品質量安全事件,中心研究員王志剛、蘇毅清認為,該事件給我國提出了三點啟示:

首先,國人應該明白,洋品牌不一定代表質量安全。在三鹿奶粉事件后,我國消費者不僅對國外的食品品牌出現了過度追捧的現象,就連一些地方的監管部門也有放松對國外大品牌監管的傾向,認為國外大企業因為有更高的標準與更嚴格的管理規范,從而可以在消費和監管上更令人放心。然而這一次福喜事變,給對洋品牌抱有盲目崇拜和過度信賴的消費者與監管部門敲響了警鐘。洋品牌背后為一個企業,企業在市場上目的在于盈利,它始終改變不了這個本性。只要有機會就會出現劣品等道德風險的行為,就會按照阿克洛夫的“檸檬市場”理論,市場上就會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日本“雪印”老店和歐洲馬肉風波都是此類事件的集中反映。

其次,宏觀監管環境的缺失,使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很有可能成為食品安全問題的“染缸”。我國處在一個從發展期向成熟期過渡的階段,中等收入、產品層次多,消費者的偏好也豐富多樣。國外公司來到中國,面對的市場環境變了,它們的“管理觀和安全觀”也變了。由于宏觀監管環境的缺失,質量較低的中國企業的產品仍然可以輕松地流向市場,與花費大量成本進行嚴格質量控制的國外企業同臺競技。與國外大企業同時競爭的中國企業并沒有實施良好的內部監管。而長此以往,在是否進行內部監管與質量控制的博弈中,原先采用嚴格質量控制的國外企業也放松了對產品質量的內部監管,并憑借著洋品牌在中國的良好聲譽,其產品仍然以較高的價格出售,并享受著更低的成本帶來的豐厚利潤。他們良好內部監管體系到了中國市場就淪為了形式。因此,在當前宏觀監管環境缺失的情況下,任何進入中國市場的國外大企業最終都會走向質量控制與內部監管的囚徒困境——選擇放松質量控制與內部監管。不排除福喜也經歷了這樣的變化。

 

再次,關于如何治理此類問題,加強與改進我國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社會共治勢在必行。這里,不僅需要政府部門的最嚴厲的監管,同時,也需要來自社會媒體、NGO、消費者群體等多方的共同監督和維護。諾獎獲得者奧斯特羅姆等提出對公共池塘資源要進行社區治理,這種看法對食品安全治理也很有必要。多年來,我們特別強調政府的作用,結果其效果不佳;十八屆三中全會后提出讓市場發揮其主導作用,但是,還沒有提到社區管理上來。食品安全問題的解決,需要在產業鏈上建筑“社區”。讓其上游和下游企業共同承擔監督和督促的職能,違者可以處以連帶責任,以避免上游企業出現食品安全問題時,下游企業熟視無睹,視而不見的“周瑜打黃蓋”現象。同時,社會各群體、組織或者個人也可以對此事進行監督和呼吁。這樣,才能更好地防范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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